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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刘夙:不良媒体人王以超 (3775 查看)
发布: 星探
日期: January 16, 2011 06:03PM

 原来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物,这位是方肘子的校友, 在一直在《财经》杂志工作,现在跟着胡舒立到了财新集团。目前是那个被方肘子恶骂的赵何娟的上级,但还在劝告赵何娟要政治正确,继续支持方肘子,什么玩艺啊!

方玄昌从科学新闻到了财经,那个教育吴宝俊要查证而自己不查证的孙滔也是从科学新闻到了财经,不知是否合这位有关。

[blog.sina.com.cn]

CQO (67) - 恒彧斋鬼话(1)——不良媒体人王以超
(2010-12-21 04:31:40)
分类: 随感之属

  一



  首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恒彧斋”是我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起好的斋号,“恒”是源自当时给自己起好的网名“诸葛恒”,“彧”则是有文采的意思。
  “鬼话”当然不是指鬼故事,而是来自一句俗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是一直相信这世界上的人并不都是人,其中很有一部分是鬼的。鬼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个人模样,但不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对于鬼来说,你和他讲人话,那真是对牛弹琴,不仅白费力气,往往还要自取其辱。所以我们只有两种对待鬼的策略,一是不理不睬;二是在被鬼缠身的时候,也要进行必要的自卫,用讲鬼话的办法震住它们,把它们赶跑。
  鲁迅有本杂文集叫《准风月谈》,在《前记》里,他说了句名言:“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这句话尽显牛人风范。现在我再续一句:“但有趣的是说人话的人,鬼话也说得。”我认为这也是真正的牛人的本事。颇有一些人,只会说人话,不会说鬼话。这本来也没什么,总比只会说鬼话不会说人话强。可是这些人居然标榜起自己不会说鬼话来了,觉得这样才是素质高、涵养好,殊不知不会说鬼话有时候只能反映你无能,唯其无能,才不得不用素质高、涵养好之类说辞来自欺欺人,有什么可骄傲的?
  经典电影《上甘岭》里有首脍炙人口的名曲叫《我的祖国》,词作者乔羽写道:“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一个牛人就是应该既有好酒,又有猎枪。
  以上就是“鬼话”一词的意义。从本篇起,我准备对所有主动来缠我的鬼逐一用鬼话进行回击。为了区别别人的鬼话(比如天涯的“莲蓬鬼话”),我在鬼话前面冠以“恒彧斋”的斋号,作为这一系列杂文的总标题。当然,名字是鬼话,主要目的还是要给人看,所以文章中肯定也有人话。对鬼话没兴趣,但也不屑于标榜自己素质高、涵养好的朋友,不妨剥掉我文章中的鬼话,只看人话,没关系的。



  二



  我尊敬的方舟子先生,很早就和中国的某些媒体人交恶了。他在新语丝上列了个“不良记者”名单,引发了这些人的一片哀怨之声,其中甚至有个真名陈敏、化名笑蜀的媒体人指责方舟子是“法西斯”。其实方舟子说得好:人人都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开列不良媒体人名单是每个人的权利。方舟子有他的不良媒体人名单,我也有我的不良媒体人名单,排在这名单第一位的,就是《财经》杂志科技主管编辑王以超。
  我在开新浪微博之前,压根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王以超这么个家伙。开了新浪微博之后,发现右派媒体人几乎是倾巢出动,传经布道,王以超也是其中一员。不过王以超和其他很多文科傻妞式的右派媒体人还不太一样,因为他居然是个“科学主义者”,这让他对理科出身的人也似乎有点亲和力,就像《三联生活周刊》的科技记者袁越(化名土摩托)一样。不过,“科学主义者”说穿了,就是理科傻哥,而不管文科傻妞还是理科傻哥,本质都是傻子——借用基督教的术语,不过是傻子的两种不同位格罢了。
  我和他交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我在微博上对“科学主义者”的批评。我批评“科学主义者”当然也是有原因的,也是一次自卫,是先有一个自称“科学主义者”的人对我出言不逊,我才反击的。我说“科学主义者”自以为掌握着“照亮黑暗的蜡烛”(这是美国已故著名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对科学的比喻),但他们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拿得动。就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伤了好几个人,其中也包括“科学主义者”王以超。王以超张口就骂我是“植物人”,因为我现在在中科院植物所读书——我就这样被鬼缠身了。



  三



  其实王以超太不了解我了。对科学的理解,我要比他们这些“科学主义者”深刻多了。科学主要研究事实(fact),而不是价值(value)。大体来说,事实是客观的,而价值是主观的。比如“在常压下,水在零摄氏度结冰”,这是一个事实,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早睡早起”就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判断,它是主观的,甲可以赞同它,乙也完全可以反对它。所以,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区分事实和价值,区分实然和应然,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不值得研究的。
  “科学主义者”主张应该用科学方法论来研究社会现象,这一点我也同意。但是主张归主张,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在社会科学领域,区分事实和价值的问题特别重要,而我可以告诉大家,“科学主义者”里面没几个能很好地区分社会科学领域的事实和价值,所以才都成了右派。比如“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事实还是价值?“凡实行了西式民主的国家必定繁荣昌盛”,这是事实还是价值?我可以告诉大家:都是价值。事实是人人生而不平等,而实行了西式民主的国家也并不都繁荣昌盛。社会科学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抛开价值判断,客观、中立地研究为什么人人生而并不平等,为什么实行了西式民主的国家并不都繁荣昌盛。
  在这样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当然你还可以继续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或“中国应该实行西式民主”之类右派观点,但是没有实证研究基础就成天喊自由,喊民主,喊平等,这根本就不是有科学精神的表现。以此标准衡量,我没见过一个“科学主义者”有科学精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都不会自称 “科学主义者”,比如方舟子就多次声明他不是“科学主义者”。
  当然,价值判断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怎样的价值判断是好的,怎样的价值判断是坏的,也是可以用一定的逻辑推出的。我推理的结果就是,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没必要、也不可能做到人人平等,而西式民主也绝不可能把中国带上繁荣昌盛之路。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你应该明白,科学精神并不必然和右派意识形态紧密挂钩,非右派一样可以从科学那里获得支持。我甚至认为,科学事实上是站在非右派一边的。



  四



  以上这些道理,我这篇文章点到为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以后和我讨论。我要说的是,王以超这只乏鬼居然敢缠我,也太自不量力了。因为我上百度用他的名字搜索相关的个人信息,第一页第一条居然就是他对自己的青涩心路的主动回忆。这篇新闻报道从标题到正文都是妙文,我全文摘抄如下:

明天更美好——记《财经》杂志记者王以超(9204校友)

  王以超:32岁(2006年。——刘注),《财经》杂志记者。1992年从山东省单县一中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核电子学专业,1996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等离子体物理专业研究生。

  1999年,王以超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出国,一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二是申请国外大学和办理出国手续要花很多的钱,这对农村出来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王以超也没有选择到研究机构从事专业研究。在做毕业论文期间,他曾在四川的一家科研机构实习过,在那里,他看到为了一篇论文的署名到底是把书记署在前面还是把所长署在前面,大家会明争暗斗,而真正干事的人的名字反倒署在最后面。这让王以超对国内的研究机构非常失望。

  王以超读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核电子学,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等离子体物理。这两个专业和他现在所从事的财经报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王以超在校时酷爱写作,其作品多次被北京青年报的《新闻竞标》栏目选中。这样的兴趣和爱好让他在选择工作时,很自然地把目光盯准了媒体。

  王以超最先把简历投给《南方周末》,为此,他还专门去了一趟广州,但广州之行让他感到《南方周末》似乎更适合比较成熟的记者。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入《羊城晚报》科教文化部,负责科技和教育的报道。

  王以超在《羊城晚报》只做了一年便离开了那里。此后,他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新闻社经济部的一名记者,在这里,他开始尝试并逐渐喜欢上了经济报道。但“中新社”的传统体制以及低微的薪水让王以超再度萌生去意。

  “我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跳槽的人,我比较喜欢单纯地考虑业务上的事情,如果工作气氛和谐,我还是愿意在一个单位长期做下去的。”

  2001年10月,王以超成为《财经》杂志的记者。作为全国最著名的财经杂志,《财经》给了王以超一种处于华山之巅的感觉,在这里,他找到了职业荣誉感。

  “对于记者来说,《财经》可以说是最好的平台,它的报道比较职业化,不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只要新闻事实准确就可以。在《财经》,我们最主要的学习对象不是国内媒体,而是《纽约时报》的经济报道,他们做的报道很专业、很成熟。”

  在《财经》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中,一个主力记者的月收入通常会在8000-10000元之间。王以超说他对现状比较满意,很想在《财经》长期做下去。

  “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一家媒体连续做几十年是很正常的事情,它们媒体的专业化分工非常细,门槛很高,所以,要做到主流媒体的记者很不容易。中国媒体还不够专业,记者们可以频繁地跳槽,一个人如果到退休时还是记者大家就会觉得不正常。”

  王以超说他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新闻从业人员中会有那么多的短期行为,因为中国媒体的环境实在是不可预期,一家媒体可能会因为一篇文章而关门,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不知道10年后会怎样。

  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对政治和国家事务有着较高的关注,虽然因为缺少现实的参与渠道,他的这种参与热情已经降低,但他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文章对政府决策或多或少地有些影响。

  “我们不能指望政府一下子变过来,因为这会涉及到很多利益的分配,但能够往好的方向变一点,总比不变的强。”

顺便说一句,这文章居然是登在中国科技大学校友会的网站上,哈哈。

  我从这篇文章中读出的信息是:1. 王以超是出身农村的凤凰男,对钱是很看重的,可以因为中新社的薪水太低而跳槽,但又有凤凰男常见的缺点,就是拒不承认自己在乎钱,所以罗列跳槽原因的时候非得把“传统体制”摆在前面,结果一下子就崇高了。2. 学了7年物理,最终弃学而去,更有可能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够,不过王以超肯定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只好再找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嫌国内的学术氛围不好,二是没钱出国。这第二个理由尤其奇怪——以王以超对民主自由的仰慕,那应该是借钱也要办完手续挤出国门啊,难道向你村里的亲戚借个千把块钱很难吗?

  其实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王以超会成为右派了:一个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的人,成长在一个周围都是逆向种族主义者的时代,在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过程中对于身份平等问题产生了过度的敏感心理,又身陷媒体这样的右粪坑,如果不成为右派,那才是奇迹呢。

  对了,我还搜到了王以超的照片,附在下面:



大家看了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都32岁了,穿起蹩脚西服来还是一幅双手不知所措的样子,真是个终生改不了形象的理科猥琐男。

  肯定有人会觉得我上面这些评语太恶毒、太伤人,那我要再说一遍:一,王以超如果不先骂我,我也不会还击;二,我见鬼说鬼话,除了美酒,还有猎枪。还有人劝我以后和他和好,我的答复是:凡是被我揭了老底、列入“恒彧斋鬼话”批判的,都是我瞧不起的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和好。所以,凡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轻易不要得罪我,嘿嘿。



  五



  说过了王以超的身世,我们再简单说说他供职的《财经》杂志。《财经》杂志由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主办,1998年4月创刊,聘任胡舒立担任主编,初名《证券市场周刊Money》,后改《证券市场周刊月末财经版》,2000年10月始正式改名《财经》。胡舒立出身新闻精英世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主张新自由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大右派。陈永苗就分析,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经济,《财经》杂志根本就不可能诞生,按说《财经》应该协助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完善才对;但是在经济改革还不完善的时候,胡舒立就急于追求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改革,于是在她的授意下,《财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刊发足以对改革进程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黑幕文章,实质起到了反改革的作用。陈永苗因而指责以胡舒立为首的《财经》杂志是“精神分裂”。

  反改革的结果,并不是王以超之类小右派企盼的,“自由民主”社会能快快到来。恰恰相反,反改革只能是被权贵资本主义利用,加剧中国演变成一个对内极右、以自由之名危害福利,对外恶性扩张、缺乏道德的危险国家(好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可怕的前景基本不可能出现)。只是可惜,从2001年开始就忠实充当胡舒立的小喽罗的王以超,对社会科学几乎一窍不通,所以也不可能懂得这些道理。这就是理科猥琐男的悲哀——自以为改行当个记者就是兼通文理,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卑微的写手,被人当成了卒子和炮灰。

  胡舒立团队“精神分裂”式的做法,终于引发了和资方的内讧,结果就是2009年11月9日胡舒立团队从《财经》杂志集体辞职。所以,其实胡舒立本人也不过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卒子和炮灰,而王以超之流,不过是卒子的卒子、炮灰的炮灰罢了。辞职而去的胡舒立,在2010年1月担任了财新传媒旗下的财新网和《新世纪》杂志的负责人,算是又找到了东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卒子和炮灰的生涯。至于王以超,则留在了胡舒立的老东家那里,继续当新卒子的卒子、新炮灰的炮灰。



  六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发了人道主义的慈悲,觉得王以超其实很可怜了。

  更何况,他在媒体圈也待得并不快乐。他自己是看不惯以南方系为代表的文科傻妞式右派媒体人的,然而自己又不得不和他们并列,享受同一个标签。这种内心的痛苦,我没有亲历过,但我可以想象得到。

  作为一个在转型期间的中国从贫穷的农村来到大城市定居的新兴“中产阶级”,王以超个人奋斗的历程还是值得肯定的。正是这种个人奋斗精神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我们只不过要求,既然是中产阶级,就好好当个中产阶级,不要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却是卖白粉的心,这是包括王以超在内许多中产阶级自找的苦头。说到头来,他们还是受了右派价值观“人人生而平等”的骗。

  然而中国不是还有一句古话吗:“自作孽,不可活。”



2010.12.21  



被编辑1次。最后被星探编辑于01/16/2011 08:4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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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夙揭露“太簇”的真实身份 (6133 查看)
发布: 星探
日期: January 16, 2011 07:05PM

  原文在 [blog.sina.com.cn],行文实在是罗嗦,我给摘录一下,大家了解一下方的跟班都是什么人。



改革开放之后,右派言论在中国一度甚嚣尘上,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右派言论一枝独大的局面才开始慢慢得到扭转。王小东先生说,这和代际交替有很大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那种“逆向种族主义”招摇过市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那批人中,右派数量很多是必然的;而等到在经济腾飞期的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之后,右派所占的比重下降也是必然的。

  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太蔟教授的生平,也就可以理解很多问题了。

  太蔟,真名孙文俊,男,东北人,1966年5月生,1983年以17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标准的“八@九一代”(不过,他不幸还是我的校友,这让我情何以堪啊)。1990年在北大读完硕士之后(这一点是我的猜测,待考)考取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96年毕业,获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X-ray structural investigations of chain ordered lipid bilayers. 我大概翻译一下,估计翻得不对,大家纠正:《链状排列的脂类双分子层的X射线结构研究》。

  毕业之后,太蔟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然后便和我在《恒彧斋鬼话(1)》中揭批的不良媒体人王以超一样,彻底放弃了专业。当时在美国的很多理科生最终都义无返顾地投入到了方兴未艾的IT业中,为的是挣大钱,当“中产阶级”。太蔟也不例外,跑到硅谷当起高级IT民工去了。

  据其本人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透露,他于2002年应聘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职,并取得成功。然而,他放弃生物物理学本行多年,去哈工大理学院当然绝无可能。以他半路出家搞IT的水平,去哈工大软件学院也绝无可能。所以他去的是哈工大管理学院,研究的是“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知识管理”。我笑了:这倒底是理科还是文科呢?

  据说他讲的课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可惜,至今都没有评上博导。有一位朋友告诉我,2002-2003年间,正是国内大学开始向“海归”抛出橄榄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海归”要获取教授职称是很容易的,可是到现在都评不上博导,那就比较差劲了。另外,据可靠消息透露,太蔟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所以他在新浪微博填写所在地时,写的是“海外美国”)。

  除了上面这些严肃的信息,我还从网上搜到了一则八卦,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据说太蔟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还会说法语,会弹钢琴,写一手好文章,把一个哈工大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的小姑娘迷得要死,说她会的他居然都会,她现在连崇拜他都不想,因为崇拜的感觉太难受了。

  当然,我手头还有太蔟教授的照片(自然也是从网上搜来的),如下。平心而论,还算有点帅,怪不得能把人家小姑娘迷得要死。不过据说在近照上已经是白发斑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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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杆方粉中真有不少北大毕业的,包括虹桥的那位“元老”。屁大以后改名粉大得了 (2787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January 17, 2011 06:04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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