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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长期剽窃 (18942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February 21, 2016 01:11PM



尊敬的南京大学校长陈俊先生,
尊敬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先生,
尊敬的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洪银兴先生:

王彬彬先生是贵校文学院第一副院长、安中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由于种种原因,王彬彬教授在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都有较大的影响。我从去年夏天开始研究王教授的学术著述,目前这项研究已经基本完成,相关文章也已经或即将在中国学术评价网发表。而我之所以要给您们直接写信,就是要向您们举报我的一个重要发现,即王彬彬是一个有着长达二十多年剽窃历史的剽窃惯犯,并且,其剽窃行为至今没有停止。附件是我专门论证王彬彬剽窃行为的文章,题为《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长期剽窃──以其“瞿秋白研究”为例》。我相信贵校学术部门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也相信贵校行政部门会在是非分明之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有道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王彬彬教授本人也说,“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很多”、“有些人必须戳破他”、“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故此,我不揣浅陋,冒昧打扰。万希海涵。

此函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察部、中国各大媒体、以及相关人士。同时,此函及其附件已在中国学术评价网公布。特此告知。

顺祝春禧!

葛莘(笔名“亦明”)敬上
2016年2月21日
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




点击封面或标题下载PDF文本


【实名举报】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长期剽窃

──以其“瞿秋白研究”为例


葛莘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市


【内容提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以搞“文学批评”起家的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开始改行搞“新史学”研究,而其“新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瞿秋白研究”。从2002年到2008年,王彬彬总共撰写、发表了六篇“瞿研”文章,其中三篇论及瞿秋白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牺牲品这段历史。笔者发现,王彬彬这三篇文章的主要材料和主要观点都来自他人的著作,但王彬彬在文章中不仅不道明出处,反倒企图掩盖这样的事实。简言之,王彬彬在这三篇文章中至少抄袭了四本书和一篇文章,涉案文字超过六千个。在抄袭的过程中,王彬彬复制了对方的大量文字错误,而这些错误构成了王彬彬抄袭剽窃的铁证。

【作者声明】
本人与王彬彬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事实是,在2012年4月撰写《〈南方周末〉为什么要陷害肖传国?》之前,本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王彬彬这个人。本人没有从这项研究与其他类似、相关的研究中谋求和获取私利的动机和打算。

【详细目录】

一、王彬彬的“瞿秋白研究”简介
二、《从瞿秋白到韦君宜》的抄袭问题
三、《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的抄袭问题
四、《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的抄袭问题

1、灰色的理论
2、绿岛小夜曲

(1)“偷料”
(2)“偷意”
(3)“盗意”

3、左右互搏
4、回马观泉

(1)重蹈覆辙
(2)黑驹不老

五、 “恶意史学”

1、“瞿秋白不得不走”的真相
2、“瞿秋白不得不留”的真相

六、结论
七、注释



王彬彬先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知名教授、博导,曾被南京大学聘为“安中讲座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第一副院长【1】。据王彬彬教授的自我介绍,他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十年后获得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起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10年,王彬彬因在《文艺研究》、互联网、和《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指控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剽袭而名气大噪【2】。确实,王彬彬对学术界的“学术道德”和“学风”问题颇为关切,早在2002年就曾痛斥那些“东剽西窃”、“袭用他人成果时又不做任何说明”的所谓“学术‘新论’”【3】,并且曾怒斥“海外华人学者”王德威的一篇文章是“学风恶劣之作”【4】、刘禾的学术研究有“学风问题”【5】。毫无疑问,王彬彬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文史学界的一位响当当的“打假斗士”、“学风宪兵”。


王牌教授
截图来自南京大学官方网站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因为研究“汪晖抄袭案”的缘故,我对王彬彬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而研究王彬彬。我的初步研究结果已被冠以“王彬彬学案”之名在网络公布。一个令我惊诧莫名的发现就是,王彬彬本人实际上是一个有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抄袭历史的抄袭老手。简言之,1988年,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论”──《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中,王彬彬就抄袭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和郑国铨等人的《文学理论》【6】。1989年,王彬彬又靠“偷意”樊星写成《余华的疯言疯语》、靠“偷意”李泽厚写成《当代小说中的墨家文化心理》【7】。在其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王彬彬更是把“搅拌式剽袭”、“掩耳盗铃式剽袭”、以及“转注式剽袭”运用得出神入化【8】。事实是,王彬彬不仅仅抄袭中国人,他连日本人也不放过:他在1997年发表的《“经济”补说》一文几乎完全是根据日本学者竹浪聪的一篇短文改写而成;一年后,王彬彬又回过头来抄袭华人日本专家李兆忠,发出了“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这样的奇葩言论【9】。就在转业到南京大学任教之前一年,王彬彬在《客观之幌下的肆意歪曲》一文中抄袭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炎生的文章【10】,而在当了14年的南京大学教授之后,王彬彬又抄袭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谈蓓芳【11】。也就是说,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王彬彬的剽袭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着。

不过,与上面这些剽窃案例相比,王彬彬在其“瞿秋白研究”中所犯下的剽窃更为“系统”、更为“全面”、也更为肆无忌惮。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特意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提出,撰成此文,并以此作为向南京大学校方正式实名举报的事实依据。

一、王彬彬的“瞿秋白研究”简介

1986年,王彬彬从日语专业转行到复旦大学求学,其新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复旦求学期间,王彬彬撰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但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王彬彬再次转行,改搞“文化批评”和“鲁迅研究”。而在当上南京大学教授之后,王彬彬第三次转行,以从事“新史学”研究为主,兼及他业。按照王彬彬自己的说法,他“新史学”研究的手段是“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再梳理”,其目的是“对那些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旧人旧事进行再解读”【12】。而我业已证明,王彬彬所谓的“再梳理”、“再解读”就是通过片面选择利用史料来曲解历史以宣泄自己的政治仇恨【13】,用王彬彬自己的话说就是“吐狼奶”【14】。

在王彬彬的“新史学”研究中,“中共党史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在其“新史学”文集《并未远去的背影》收录的文章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中共党史的。而在王彬彬的“中共党史研究”中,“瞿秋白研究”(简称“瞿研”),又算得上是重中之重:《并未远去的背影》一书的“辑一”共有11篇文章,其中5篇是关于瞿秋白的,按其在书中的排列顺序,它们分别是: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15】
《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16】
《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17】
《瞿秋白的“名誉”》【18】
《瞿景白之死》【19】

实际上,王彬彬的“瞿研”处女作是《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它完成于2002年10月16日,发表在2003年第1期的《文艺争鸣》杂志上【20】。为什么在编辑自己的“瞿研小辑”之时,王彬彬要把自己的处女作排斥在外呢?这是我最初的疑惑。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从瞿秋白到韦君宜》和王彬彬的另外两篇文章,《瞿景白之死》和《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实际上都“再梳理”、“再解读”了同一个问题,即瞿秋白在中共党内“挨整”的经历。《从瞿秋白到韦君宜》全文一万七千字,虽然主要是分析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但作为分析的背景资料,王彬彬还对瞿秋白的生平进行了颇为完整的叙述,即在该文的第三节,王彬彬用了大约四千个字来专门讲述“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而其结论就是,王明把瞿秋白当作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所以他要借助其苏联老板米夫之手整死瞿秋白──“只是因为斯大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

可是,到了2007年,当王彬彬作《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即《瞿景白之死》)一文时,他的腔调变了:那个千方百计陷害瞿秋白的人不再是中国人王明了,而是苏联人米夫。实际上,在这篇文章中,一个小标题就是这样一句话:“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的,是米夫”。米夫和瞿秋白有什么仇呢?王彬彬的解答是“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简言之,王彬彬认为,米夫虽然不学无术,但却要当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而瞿秋白是中共的“理论权威”,他因此成为米夫到达目的地的拦路虎,所以必须除掉。

《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发表之后还不到三个月,王彬彬的腔调又变了,在《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中,那个要害死瞿秋白的主谋、祸首变成了斯大林,而斯大林的操刀手,即那个让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不得不死”之人,变成了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秦邦宪),甚至整个“博古中央”。也就是说,按照王彬彬的“再解读”,瞿秋白在1935年6月18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其罪魁祸首不是共产党的死敌、国民党头子蒋介石,而是他的“党内同志”博古。王彬彬的这个意思,被香港凤凰网在转载该文时所使用的标题一语道破:《瞿秋白之死真相:博古设阴谋 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21】。


一语道破天机


问题是,王彬彬不是在2002年把斯大林说成是瞿秋白的救命恩人吗?王彬彬不是在五年多的时间一直把博古当作与瞿秋白毫不相干的人物吗?为什么他会在2008年突然间把这两个人说成是迫害瞿秋白的凶手呢?显然,非常之事的后面,必有非常之情。而这个非常之情,就是一场持续了五年多的连续抄袭案。


朝秦暮楚,捉摸不定
在作于2002年10月的《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中,王彬彬把斯大林说成是瞿秋白的救命恩人(左上图,截图来自《文艺争鸣》2003年1期15页);在作于2007年7月的《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一文中,王彬彬还是一口咬定意欲陷害瞿秋白的苏联人只是米夫(下图,截图来自《南方周末》网页);但是,到了2008年1月,王彬彬突然将斯大林指认为害死瞿秋白的罪魁祸首,而替他行凶之人,就是博古(右上图,截图来自《钟山》2008年3期182页)。



朝三暮四,莫衷一是
在王彬彬的三篇研究瞿秋白“挨整”命运的文章中,博古的命运最为诡异:在2008年以前,王彬彬仅提及博古的名字两次;而在作于2008年的《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简称《瞿秋白的三个不得不》)一文中,博古变成了直接迫害瞿秋白的凶手。


二、《从瞿秋白到韦君宜》的抄袭问题

2002年,王彬彬在《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梳理”瞿秋白与“王明一伙”的恩怨时,总共引用了5篇文献,按其在文章中的排列顺序,它们是:

1、 陆立之的《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③《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2、 邵玉健的《试析王明一伙残酷打击瞿秋白的部分原因》,“④《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3、 “⑤瞿独伊:《怀念父亲》,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
4、 “⑥⑦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604页。”
5、 “⑧见《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事实是,前两篇文献的内容构成了王文第三节的前半部分,共约一千八百字。仅从标题即可看出,那两篇文章的矛头都是针对王明或“王明一伙”的;并且,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几乎不提博古,所以,王彬彬也没有提到博古。同样,因为陆立之在文章中说过“米夫硬说秋白和黄平都有神经病,强制送精神病院检查”,但斯大林“制止了米夫的胡作非为……”、把瞿秋白从精神病院中“召回”,“并指定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代表,是共产国际六大的主要发言人”、瞿秋白“在大会上作了最出色的反托派理论的报告,深得斯大林嘉许”这样的话【22】,所以才会有王彬彬“只是因为斯大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这样的说辞。

不过,《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方并不是王彬彬对陆、邵文章的大量抄录,而是他对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一书的大量抄袭。原来,在利用陆、邵文章写完第三段的前半部分之后,王彬彬接着讲“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即便这样,‘党内同志’仍不肯放过他”的故事:

“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个‘决定’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 ’(5)”【20】【王彬彬的注释(5)是:“瞿独伊《怀念父亲》,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

而就是上面这二百多字,露出了王彬彬抄袭的马脚。首先,在那份中共中央文件的标题中,并没有“中共”二字【23】;其次,引文“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的“整个”二字在那份文件的原文中是“成了”;第三,王彬彬引的瞿独伊的话,“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中,“这”二字在原文中是“这”【24】。

那么,王彬彬的这三个错误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有这样的话:

“1933 年9 月22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四中全会以来对瞿秋白的全部所有的打击性的实施中最严厉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决定》中首先指责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②《决定》竟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③ 《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传达到上海,那里立即组织了批判会。据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歪曲和污蔑选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于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① ……”【25, pp.603-604】 【注:王观泉的注释②、③都是《六大以来》下册第56页;注释①为“《忆秋白》第231页。”】

也就是说,王彬彬不仅与王观泉一样,引用了相同的文章和相同文章中的相同文字,并且,他还犯了三个和王观泉一模一样的错误。


心心相印
193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41年,该《决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以《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编入党内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下册,该书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左图为该书56页局部截图。1980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怀念父亲》一文,该文在次年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秋白》一书。中图下为该书231页局部截图。1989年,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其602-603页(中图上),王观泉从《六大以来》的“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摘录了192个字;从《忆秋白》一书摘录了瞿独伊《怀念父亲》的一句话。与原文相比较,王观泉的引文含有三个错误(黄色标记),即在《决定》的标题中误植了“中共”二字;在抄录《决定》的内容时,把“成了”抄成了“整个”;并且,王观泉在摘录瞿独伊的文章时,把“这种”抄成了“这样”。2002年,王彬彬在撰写《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时,与王观泉一样摘录了这两篇文章,并且其摘录的内容也与王观泉一样。不仅如此,王彬彬摘录的文字含有与王观泉引文完全相同的三个错误(右图,截图来自《文艺争鸣》2003年1期16页。注:王彬彬没有给出他的“中共中央文件”的出处,但六年后重抄此文时说是根据《六大以来》下册(后详);王彬彬称其瞿独伊引文来自“瞿独伊:《怀念父亲》,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图中红色虚线箭头指示王观泉所引原文与其引文之间的差异;红色实线箭头指示王观泉的失误在王彬彬的文章中被复制。(注:图中书籍封面或作者头像为笔者所加,目的是帮助读者鉴定截图来源。下同,不再说明。)


虽然一个人在抄书时出错在所难免,但大致来说,犯错的几率一般不会很高,而对于专家、学者、教授、博导来说,那更应该是微乎其微。如果我们假设王观泉和王彬彬各自抄录出错的几率是1%的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26】所允许的差错率上限的一百倍──,那么,他们二人独立犯相同错误的几率则是各自出错几率的乘积,即万分之一(1X10-4)。依此类推,两个人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抄出三个完全相同错误的几率就是三个万分之一的乘积,即万亿分之一(1X10-12)。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相当于说,即使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人(据估计大约为一千亿【27】)都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拿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然后他们都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并且他们全都从事“瞿秋白与王明恩怨史实考证”这样的研究,这一千亿个“王彬彬”中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独立地复制出与王观泉书中一模一样的三个错误。换句话说就是,王彬彬的错误只能是来自有意的抄袭,而根本不可能来自偶然的巧合。(注意,这个概率估算尚且没有考虑两个人参考同样的书籍、摘录同样的文字的概率问题。)

实际上,在《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中,王彬彬犯下的和王观泉完全相同的错误远不止那三个。在引录了瞿独伊的文章之后,王彬彬又和王观泉一样,接着讨论瞿秋白在被中央点名批评之后写成的散文,《“儿时”》。这是王彬彬抄录的两段《“儿时”》: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的短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20】


事实是,上文第一段的最后一个字在原文中是“”而不是“啊”;第二段第一句的“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原文中根本就没有那个“都”字【28】。巧得很,在王观泉的书中,也出现了这两个相同的错误【25, p.605】。也就是说,王彬彬与王观泉巧合的几率至此已经达到了万亿亿之谱(1X10-20)。这相当于说,即使人类社会能够千秋万代永远延续,这样的巧合也永远都不可能发生。


心有灵犀
1933年9月28日,瞿秋白作《“儿时”》一文;不计标点符号,该文仅440字(左图,截图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瞿秋白文集一》441页。该文还出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 第二卷》95-96页,文字与1953年版相同)。王观泉在他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一书中,全文抄录了瞿秋白的文章,但在抄录时他出现了两处笔误,即把“呵”抄成“啊”,误植一个“都”字(右图上,截图来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605页)。2002年,王彬彬在撰写《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时,摘录了两段《“儿时”》,没有给出出处,但其引文却出现了和王观泉引文相同的错误(右图下,文字截图来自《文艺争鸣》2003年1期16页)。


实际上,在《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中,王彬彬抄袭王观泉的地方多了去了。为了给瞿秋白抱不平,王观泉从伍修权的一篇回忆录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

“‘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不仅根本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①’” 【25, pp.620-621】

王观泉的注①是:“《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

与原文【29】相对照,王观泉的抄录有五处错误:第一,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 ,即王遗漏了“(之一)”;第二,“‘左’倾路线”的“左”字在原文中没有引号;第三,“瞿秋白何叔衡”中间的逗号,在原文是顿号;第四,“不适”在原文中是“不适”;第五,“跟主力红军行”在原文中是“跟主力红军行”。而在《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的第四节第一自然段,这五个错误又被王彬彬完完整整地复制了出来。


心照不宣
《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辑发表了《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其中论及瞿秋白在1934年底被留在江西打游击之事(左图,截图来自该书114和176页)。在1989年出版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王观泉抄录了这段文字,但他除了没有把文章标题抄全(漏掉“(之一)”)之外,还制造了四处笔误(右图上,见该书620-621页)。2003年第1期的《文艺争鸣》刊登了王彬彬的《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其中引录的伍修权回忆录与王观泉的引文及注释一模一样,包括那五个错误(右图下,截图来自该期杂志17、20页)。


此时,就算王彬彬是孙悟空,有本事把身上的毫毛全都拔下来、嚼碎了、吐出去,变成比银河系中天体数量还要多的王彬彬,他们之中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人能够独立自主地复制出十个与王观泉一模一样的错误。

事实是,王彬彬不仅抄袭了王观泉的笔误,他还把王观泉的史实错误也一同抄袭了过来。按照王观泉,那份“中共中央文件”是“到了江西苏维埃区域的博古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的,它批评的是“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而当该文件“传达到上海, 那里立即组织了批判会。”【25, pp.602-603】。而王彬彬则鹦鹉学舌般地说:“突然发布”那份“《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机构是“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这个《决定》所批评的是“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并且,“这个‘决定’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显然,王彬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所知不多,而对那个“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更是一无所知。

事实是,在当时,不仅“中共中央”有两个,连“《斗争》”也不止一个。1933年初,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叛变,当时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以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中央委员陈云等人从上海迁往苏区瑞金,在那里建立了王彬彬所说的“博古中央”。博古等人走后不久,在上海成立了以李竹声为首的“中共上海中央分局”,亦称“上海中央局”。党史专家王健英说:

“上海中央局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负责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和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曾多次用‘中共中央’名义做出过决议,发表过声明。”【30】

曾在延安时期担任过《解放日报》编辑的黎辛说:

“上海中央局(或称白区中央局,直接领导江苏省委)成立于1933年春,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党组织,在上海成立中央分局,指定李竹声、黄文容、盛忠亮三人主持。上海中央分局负责中共在白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络,通过电讯直接接受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上海中央分局还有权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决议、发表宣言、申明等。”【31】

至于《斗争》杂志,黎辛这样告诉王彬彬: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刊史上,《斗争》曾经有过三个不同的版本。(1)1933年2月4日创刊于江西瑞金,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中央苏区前夕停刊(共出版73期)的《斗争》苏区版。该刊是由当时苏区中央局主办的《实话》和《党的建设》两刊合并改名而成,16开本旬刊,铅印,重要文章用4号宋体字。(2)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同年11月21日恢复续刊(第74期),到1937年3月19日出至第127期终刊的《斗争》西北版。(3)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21日创刊于上海的《斗争》,我们称其为《斗争》的上海版,其前身为《红旗周报附刊》,32开油印本。1933年春,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为了麻痹敌人,由上海中央局及上海临时中央分局假托中央名义继续在上海出版,1935年7月5日终刊,共出版了79期。”【31】

而王彬彬所说的那个“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实际上就是那个由李竹声领衔的“上海临时中央分局”;而王彬彬所说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就是“《斗争》的上海版”。这是姚守中等人的《瞿秋白年谱长编》在1933年9月22日条下的记载:

“是日,王明控制的上海中央局作出了所谓《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决定》,又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秋白的公开批判;同时在《红旗周报》和《斗争》上也相继发表署名文章指名批判秋白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把他作为当时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标,对秋白进行新的错误打击。”【32, pp.378-379】

这是周永祥的《瞿秋白年谱新编》中1933年8月22日条下的记载:

“作《国民党的所谓统治经济》,署名康,发表于8月27日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2期。……作《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署名康,发表于8月27日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2期。……”【33, pp.361-362】

事实是,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中,瞿秋白挨批的那几篇文章的末尾,都注明是发表在“《斗争》(油印)”上【34】。

王彬彬不仅从王观泉那里抄袭了别人的材料和失误,他还抄袭了王观泉的观点。前面提到,在摘录了“中共中央文件”和瞿独伊的文章之后,王彬彬又和王观泉一样,接着谈瞿秋白的《“儿时”》。那么,他们都谈了什么呢?看看王观泉的这两段话:

“《“儿时”》写于1933年9月28日,但却例外地压到12月15日,才交付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就是说,《“儿时”》写于《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刚下达之后,发表于召他去中央苏区决定下达之后。《“儿时”》只5百字,却是最大的‘曲笔’。……

“生命早就寄托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事业的瞿秋白,忽然发起‘生命没有寄托’的感慨。不以为奇怪吗?是谁造成‘这生命的“停止”’?” 【25, p.606】


再看看王彬彬的这两段话:

“完全可以将《“儿时”》视作是《多余的话》之一部分的先期写出和发表。本来早已信仰了共产主义并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瞿秋白,现在却感到自己是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

“在《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下达之后,瞿秋白马上写了这篇《“儿时”》,但却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想来,其时的瞿秋白对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着顾忌。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这时,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儿时’的怀念一定又袭上心头,于是,在离开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从抽屉里拿出放了两个多月的《“儿时”》,交《申报·自由谈》发表。”【20】


用王彬彬指控汪晖抄袭的话来说,那就是:

“这两段话,‘意’完全相同。至于字句,虽有较大改变,但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正像一个人虽然很大程度上整容了,但人们还是能一眼看出其本来面目。”【2】

最好笑的是,在此时的王彬彬笔下,那份“中共中央决定”的标题又回到了“《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王观泉就是那么写的。

也就是在如此这般地抄袭了王观泉的一千多个字之后,王彬彬才开始正式引用王观泉的书:

“当时,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争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⑥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从‘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对此,有论者这样评说:‘在全党一派无情斗争声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好意吗?他的心情能舒畅吗?于是不准这个重病号要求生死与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决定”了。就是人身迫害!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一句俗话,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若不窝囊一点而表示半点不满,就更没法活了。’⑦”【20】

王彬彬的注释⑥和⑦是:“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604页。”

在指控汪晖“剽袭”之际,王彬彬曾总结出汪晖剽袭的四种方式:“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2】。我没有王彬彬那么大的学问,不知道王彬彬使用的方式是抄袭界的哪一“式”,所以我暂且将之命名为“王彬彬式”,即在大量抄袭对方之后,通过引用对方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文字来掩盖自己的抄袭行为。


《两个人和两个时代:彬彬无礼偷观泉》
王观泉先生生于1932年,比王彬彬年长整整三十岁。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出版之后不久,王先生就因积劳成疾,双目近乎失明【35】。而年富力强的王彬彬则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王观泉的劳动窃为己有。有老王代劳,小王应该永无失明之虞。



亦步亦趋:“王彬彬式剽袭”揭秘
王彬彬的《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一文共分为五节,其第三节近四千字,前半部分明抄《瞿秋白研究(5)》上的两篇文章,后半部分暗袭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上图左侧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600-621页局部顺序截图,右侧为《文艺争鸣》2003年1期16-17页连续截图,即王彬彬文章第三节后半部分及第四节第一段的前半部分。红圈标记为两人相同的错误;红框(C1、C2)标记被王彬彬注明的引用王观泉之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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