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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构陷汪晖“剽袭”_1 (19060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March 01, 2016 02:19PM

  

尊敬的南京大学校长陈俊先生,
尊敬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先生,
尊敬的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洪银兴先生:

十天前,我曾向您们举报贵校文学院第一副院长、安中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长期剽窃。今天,我要再次向您们举报王彬彬:他在六年前发表的《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一文是一篇蓄意诽谤的文章,其目的就是要把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构陷成剽窃犯。附件是我的论证文章,题为《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构陷汪晖“剽袭”》。

请让我再次申明:我与王彬彬和汪晖均素昧平生,从无任何形式的接触,亦无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瓜葛。我之所以再次举报王彬彬,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对一个学术流氓和学界败类的义愤。2012年,在《〈南方周末〉为什么要陷害肖传国?》一文的结尾,我曾声明说:

“本人对左派、右派都没有任何成见,对左、右之争也没有丝毫兴趣。我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我只对邪恶有成见——不,是仇恨。按照定义,任何人,只要他希冀借助于邪恶势力、妄图通过邪恶手段来消灭异己,那他就是邪恶之徒。”

我相信,如果我的举报材料得到您们的认同,这种义愤也一定会在您们的胸中油然产生──否则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相同的道德标准。我请求您们把这份材料,连同上份材料,转交给王彬彬教授,请他做出公开回应,这应该是证明我的指控是否属实的最直截了当、最简单易行的方式。如果王彬彬教授的自辩能够说服我,或者说服多数人,我一定会向他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其名誉损失。而无论王彬彬是否敢于做出公开回应,我都敢于对自己的所有言论负责,愿意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

此函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察部、中国各大媒体、以及相关人士。同时,此函及其附件已在中国学术评价网公布。特此告知。

敬祝教祺!

葛莘(笔名“亦明”)敬上
2016年3月1日
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构陷汪晖“剽袭”



葛莘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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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3月,王彬彬在半个月内先后在学术刊物、互联网、新闻媒体上发表了同一篇文章,指控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作于二十多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反抗绝望》是剽袭之作。在那篇文章中,王彬彬总共提出了十三个证据。事实表明,这十三个证据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恰恰相反,它们无不证明王彬彬的指控是蓄意构陷。


【目录】

一、自由派挑起战端
二、汪晖其人
三、学术宪兵践踏学术规范
四、三版并读见真相
五、十三条证据辨真伪

1、对李泽厚的剽袭之一

(1)主观恶意
(2)贼喊捉贼
(3)是否剽袭?

2、对李泽厚的剽袭之二
3、对李泽厚的剽袭之三
4、对勒文森的剽袭之一
5、对勒文森的剽袭之二
6、对勒文森的剽袭之三
7、对勒文森的剽袭之四
8、对勒文森的剽袭之五
9、对勒文森的剽袭之六
10、对林毓生的剽袭之一
11、对林毓生的剽袭之二
12、对张汝伦的剽袭之一
13、对张汝伦的剽袭之二

六、不许反抗
七、结论
八、注释
附录:王彬彬倒汪文章三版比较



2010年是中国知识界左右两派公开内战之年。在这一年中,两派人马大打出手,相互扒粪,先后爆发“汪晖抄袭案”和“朱学勤抄袭案”。关于这两起震动中国学界的抄袭案,我曾经从“《南方周末》为什么要陷害肖传国?”【1】和“方舟子为什么狂咬朱学勤?”【2】的角度做过粗略的梳理。去年夏天,因为撰写向英国《自然》杂志举报、揭发方舟子的公开信【3】需要背景材料的缘故,我又对这两个案子进行了一番更为深入的研究。下面就是我对王彬彬指控汪晖抄袭一案的研究总结。

一、自由派挑起战端

2010年3月10日,新出版的《文艺研究》发表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文章,题为《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4】。半个月之后,那份被美国《纽约时报》吹捧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5】《南方周末》将这篇文章略加修改,用一又二分之一版的篇幅,以《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为题重新发表。在文章的前面,是《南方周末》的编者按语:

“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学术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业,自有其伦理底线,容不得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学术界的因循苟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单靠‘自律’,恐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识界有很多读者,我们愿意为学术、文化批评提供一个平台。”【6】

同一天,有南方报系“克隆”【7】之称的《京华时报》在“特别报道”版面用整版篇幅和通栏标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被指抄袭》,报道了王彬彬的“发现”。这是该特别报道的第一段话:

“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8】

显然,《南方周末》和《京华时报》这两家报纸在《文艺研究》之后半个月同日发难,是一个在幕后精心策划、密切协调的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搞垮汪晖。事实是,就在“3.25”当天,就有人指控《南方周末》和《文艺研究》搞“联合军事行为”:

“这么快就把人家核心期刊刚出来的文章全文发表,全然不顾‘学术文章’不能一稿两投的‘学术规范’……”【9】


强权、霸道
2010年3月25日,位于广州的《南方周末》和位于北京的《京华时报》同时以显著篇幅“推广”王彬彬的“研究成果”,并且配发大幅照片。


那么,“自由派”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手段来对付汪晖呢?

二、汪晖其人

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这是其中的“作者介绍”:

“汪晖,江苏扬州人,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请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上面这段没有说的是,汪晖的学术地位主要来自其2004年出版《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而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则主要来自其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长达十余年这个经历。

除了在国内声势显赫之外,汪晖还是极少数受到西方学界重视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学者之一。据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官方网站的介绍,汪晖曾在下面这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02年秋)
德国海德堡大学(2003年春)
日本东京大学(2005-2006年)
美国纽约大学(2007-2008年秋季)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2008年春)
斯坦福大学(2009年春)
哈佛大学Pusey Fellow (2010年春)

不仅如此,汪晖的著作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2008年5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推举汪晖为“100名顶尖公知”中五位中国人之一,称其为“中国新左派运动的领袖之一”(“a leading member of Chinas New Left movement”)【10】。2010年3月,就在王彬彬公开指控汪晖抄袭之际,全球最大的亚洲学学者组织,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推举汪晖为该会年会的“压轴”主题讲演人【11】。这是瑞士苏黎世大学高级研究员韦伯博士(Ralph Weber)在2009年对汪晖的评价:

“在过去的大约二十年中,汪晖在中国一直是学术、文化和政治论坛中一个响亮的声音,而近年以来,他在欧洲和美国也愈来愈是如此。”【12】

这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王斑对汪晖的评价:

“汪晖一直是我敬仰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他不仅在中国是焦点人物,在欧美学界,也影响极大,这点国内学者可能没有我体会的这么深。我熟悉的大多数海外学者,能请到汪晖来参加他们举办的会或论坛,都很荣幸。今年费城国际亚洲年会他能作为中国学者作主题讲演,应是中国学界、思想界的骄傲。亚洲学会的成员来自全世界。去年在斯坦福访学时,每周他授课后我和他吃饭交谈,他的整个心思先天下之忧而忧,思虑最严峻的世界、国家、民族和文化课题,吃过晚饭立刻就到图书馆研究写作,直至深夜。汪晖绝不是盯着学术一桶金的那种势利小人。”【13】

这是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讲席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对汪晖的评价: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汪晖的影响力超过了学界的许多学者。无论你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汪晖呈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从而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过去几世纪中兴起的。他的写作是学术性的,是能够被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读者理解的。他的著作广泛流传,已经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英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阿拉伯文。”【14】


汪晖部分外文著作的封面


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之外,汪晖最招“自由派”忌恨之处就是他的“政治”地位。这是“汪晖抄袭案”爆发之后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汪晖又招事儿了。……当年任职读书主编期间,汪晖就麻烦不断,我记得的就有‘长江读书奖’事件,哈贝马斯访京事件,‘高家村’事件,以及最后的换帅风波。原以为读书主编的乌纱摘了后,汪晖周围就会风平浪静了,可事情竟然愈演愈烈,莫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此‘招风’,原因者何?其实不用笔者啰嗦,大家都心知肚明:谁让汪晖是‘新左派’的主将呢!”【15】

所谓“新左派”,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就是:

“新左派(Chinese New Left)是一批产生于现代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与国际全球化大潮下,大多主张科学共产主义,不承认斯大林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文化垄断、经济政治独裁和社会虚无主义的新生代‘左翼’。”【16】

据中国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朱学勤的说法,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的有三:第一,对基本国情的判断;第二,对社会弊病的判断;第三,如何解决社会弊病。但是,“以上诸端,关键在于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它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17】据另一位著名自由派学者徐友渔说,在八十年代,新左派和自由派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二者开始分化,而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不公、贪污腐化的根源问题:

“新左派给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你看毛泽东时代也是很好,大家都吃大锅饭,大家都是平等的,80年代这种差距也不大,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一搞起来,贪污腐化就严重了,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贫富分化什么的都出现了。新左派认为我们就不要搞市场经济,我们最好退回去。”【18】

这是汪晖在2000年出版的《死火重温》一书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

“某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知识分子把市场过程抽象化,抹杀市场制度的形成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有意或无意地站在垄断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一边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代表了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公司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它在名义上诉诸‘自由主义’丝毫不能证明它对自由和民主(甚至反腐败)抱有任何诚意,它在理论上诉诸‘市场经济’的观念也丝毫不能证明它对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的交往怀着城市的信念。这样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没有关系,这样的‘市场’概念实际上是反市场的。”【19】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利益之争”,当三联书店在2007年突然单方面废黜汪晖的《读书》杂志主编职务之际,自由派老宿、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才会一面指着汪晖的鼻子对他破口大骂,一面跳着脚为三联书店高声叫好:

“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

“汪晖在《读书》期间宣扬的那一派理论看似头头是道,却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之后,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很多观点都是胡说八道,没有起到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由于只发表一派的观点,有些文章甚至起了制造思想混乱、误人子弟的作用。”

“汪晖离开《读书》使这份杂志摆脱了新左派的糟蹋,应该庆祝它的新生。”【20】


总之,在2010年前后,说自由派对汪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应该距离事实不远。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曾经的“新左派”干将、但在当上南京大学教授之后急剧右转、并且反复发誓要“用一生的时间吐尽狼奶”【21】、宁可让别人叫他“流氓、无赖、狗屎”也不要叫他“新左派”的王彬彬【22】,踢爆了“汪晖抄袭门”。


宁可当流氓无赖臭狗屎,也不愿再当“新左派”


三、学术宪兵践踏学术规范

其实,谁都知道,如果不是《南方周末》或“南方报系”的推波助澜,“汪晖抄袭案”绝不可能那么沸沸扬扬。实际上,王彬彬本人就承认,他之所以要把即将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送交《南方周末》重复发表,就是嫌《文艺研究》的影响力不够大,挑不起事儿(下详)。

问题是,为什么号称“愿意为学术、文化批评提供一个平台”的《南方周末》会一马当先地践踏学术界的规矩、一稿多发呢?他们为什么不像《京华时报》那样,道貌岸然地采用自己拿手的“报道”方式来介绍王彬彬的“学术成果”呢?奇怪的是,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自诩公正的“平台”竟然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不过,在私下,据说他们曾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理由:

“昨天问一个编辑,南周这种做法是否合理。编辑说尽管学术刊物有半年不得转载的规定,但是只要作者本身授权,在此期间内,发到其它刊物上,是没有问题的。”【23】


《南方周末》有定义“合理”的特权


这个帖子所说的“编辑”很可能就是那个刊发了王文的“南方周末副刊部执行总监”刘小磊(刘磊)。与这个帖子同时出现的是下面这个故事:

“据刊发《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介绍,大概两周前王彬彬将该文给他,‘他当时跟我讲,《文艺研究》星期五进厂,但是到读者手里还有1个星期左右。这个杂志发行量也就2000~3000份,他还是希望也给我们。’刘小磊表示,拿到该文后,他将王彬彬指出涉嫌被抄袭的5本书和汪晖《反抗绝望》几个版本的书亲自对照,还修改了两三处《文艺研究》上不太准确的引文,‘核对一遍后,我觉得大体来说文章比较扎实。’”【24】

再过两周,王彬彬亲自出马,为自己的一稿两投行为辩护:

“‘一稿两投是很正常的,只要编辑接受,我为什么不可以?《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南方周末》全文刊发,我当然要发。’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王彬彬提高了嗓门,火气明显上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每期1万多字的批评,新书旧书都有,谁的都能批,为什么一批到汪晖就这么多人敏感?我倒想知道呢。’”【25】

也就是说,按照《南方周末》,“只要作者本身授权”,一稿两投“是没有问题的”;而按照王彬彬,“只要编辑接受”,“一稿两投是很正常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南方周末》这个自许的“学术、文化批评平台”和王彬彬这个自命的“学术宪兵”眼中,学术规范本来就是他们手中的玩物,连“狗屎”都不如。

实际上,在上面那段话中,“学术宪兵”王彬彬还撒了一个大谎。原来,王文的《文艺研究》版与《南方周末》版在字数上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一万五千余字:前者15,108字,后者15,136字。不错,较之《南方周末》版,《文艺研究》版确实少了两段话,但那两段话总共也不到一千字。相应地,《南方周末》版也删去了《文艺研究》版的许多字。例如,《文艺研究》版第一节第一段的266字在《南方周末》版中就变成了33字。类似的削删,在《南方周末》版中还有多处。难道王彬彬还要据此再来个一稿三投不成?

不过,王彬彬说“《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南方周末》全文刊发”,也并不全是谎言。2010年3月22日,也就是在“《南方周末》全文刊发”王文之前三天,有个披着“suzhouhe1984”这件马甲的人将一篇题为《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转载)》的帖子张贴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和“关天茶舍”【26】版面,并称该文来自《文艺研究》。但实际上,那个帖子既与十二天前的《文艺研究》版不完全相同,也与三天后的《南方周末》版不完全一样;并且,该文总共一万七千余字,与王彬彬所说“《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暗合,因此可以断定,它就是王彬彬的原稿。实际上,《新京报》就称它们为“王彬彬的原文”【27】。2010年4月1日,王彬彬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自己的专栏上公布了《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一文,其内容与天涯社区的同题目帖子一模一样【28】。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个在天涯社区身披“suzhouhe1984”马甲之人就是王彬彬:他之所以要在那里注册帐号,就是要张贴“王彬彬的原文”;而在完成使命之后,他就不再露面了。如果他不是王彬彬,他是怎么搞到“王彬彬的原文”的呢?


披马甲,蒙面罩
2010年3月22日下午5时28分,有人在天涯社区注册了一个名为“suzhouhe1984”的帐号,然后分别在该社区的学术版“关天茶舍”和书评文论版“闲闲书话”张贴了王彬彬的倒汪文章。根据文章内容不同于该文的两个正式发表的版本,可以断定这是王彬彬的原稿。因此,这个suzhouhe1984极可能就是王彬彬的马甲,或者是王彬彬授意、指使之人。


最奇的是,3月25日,也就是《南方周末》“全文刊发”王文之日,王彬彬竟然对《扬子晚报》的记者表示:“自己和汪晖至今没有交集,很担心此事被炒作成对抗性事件。”并且告诫世人:“学术争议别瞎炒作”【29】。还有一个叫孟昌的“北京副教授”这样为王彬彬辩护:“不论公众如何指责王彬彬揭短之目的不纯,但他对汪晖的‘举报’是通过发表严肃学术论文而不是借助公共媒体的形式进行的。”【30】显然,这位“北京副教授”如果不是被王彬彬骗了,就是在为王彬彬行骗。

总之,王彬彬之所以要一稿两投,把即将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稿子投给《南方周末》重新发表,并不是因为“《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因为《南方周末》也删了他两千多字;而是因为“这个杂志发行量也就2000~3000份”,远不及那个自诩的“中国深具公信力和发行量最大的”《南方周末》的上百万份。这也是王彬彬要把自己的原稿在《南方周末》“全文刊发”之前在天涯社区“全文刊发”的根本原因。至于王彬彬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稿子直接投给《南方周末》,其原因不外是要借重《文艺研究》这块“国家级学术刊物”的招牌,给自己披上“学术”的外衣。真是机关算尽!



敝帚自珍,疯狂炒作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王彬彬在自己的倒汪文章即将在“国家级核心刊物”《文艺研究》发表之际,又亲手将之交给“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南方周末》让他们“全文(重新)刊发”。可是,即便如此,王彬彬还嫌不够,所以他才会反复不断地在网上自行“全文刊发”这篇文章,并且谎称这个被《文艺研究》删去两千多字的原文发表于《文艺研究》。与此同时,王彬彬还会一脸严肃地告诫中国的媒体:这是“学术争议”,“别瞎炒作”。上图为王彬彬原稿在2010年3月22日由一个ID为suzhouhe1984的人在天涯社区两个版面发表;下图为王彬彬的原稿在2010年4月1日被王彬彬本人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这三个网络版的内容完全一样,并且比该文的两个纸版都多出大约两千字。


四、三版并读见真相

既然王彬彬宣称他重复发表自己的文章是因为《文艺研究》对之做了删节,那么,我对王彬彬文章的分析就从比较这三个版本开始。详细文字对比见本文附录,下面是我在比较之后发现的几个要点。

首先,这篇文章网络版的标题是《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意即要“以《反抗绝望》为例”来全面否定“汪晖的学风”,而不是像后来发表的那样,只限于讨论“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相应的,原稿中的这两句话,“汪晖此后的著述,语言的晦涩更其严重。比较起来,学术上的奠基之作《反抗绝望》,论述风格要平易许多”,在发表时均被删去。

其次,王彬彬的原稿注有完稿日期,是2009年10月23日。王彬彬后来曾对媒体这样说:“学生做论文的时候经常会引用《反抗绝望》,我觉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则指导学生不方便,于是在去年暑假期间看的,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8】据悉南京大学2009年的暑假,学生始于6月末、教师始于7月初。也就是说,从着手准备到最终完成这篇文章,王彬彬花费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

第三,王彬彬的原稿一气呵成,并没有分节标题,只是在列举汪晖剽袭例子之时,才分列了五个小标题,即: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而《文艺研究》将该文分为一、二两节,前一节专门讨论汪晖的“文理不通”,后一节专门讨论汪晖的“抄袭剽窃”。与之相比,《南方周末》的小标题则完全是侮辱性的,由此可见《南方周末》急匆匆地重复发表王文的目的所在──就是要把汪晖搞倒搞臭。


主观恶意,昭然若揭
王彬彬倒汪文章在《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上的大小标题:前者没有出现“剽窃”、“剽袭”这样的文字,而在后者,每条小标题都在羞辱汪晖。


第四,王彬彬评论汪晖“文理不通”的文字,被《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各删去一段,前者删去的是评论“……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的311字(不计标点符号,下同);后者删去的是评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的110字。

第五,在原稿中,王彬彬总共提出了13个例子来证明汪晖剽袭。这13个例子,被《文艺研究》删去了两个,即指控汪晖的“鲁迅……把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一段“偷意”勒文森“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一段;汪晖的“五四反传统主义把改变民族精神作为中心问题……”一段“偷意”林毓生“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段。《南方周末》只删去了后一个例子。

第六,《南方周末》版在援引汪晖《反抗绝望》的文字之后,附上了该书“北京三联版页码”。不过,这应该是《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的功劳,因为据他说,“拿到该文后,他将王彬彬指出涉嫌被抄袭的5本书和汪晖《反抗绝望》几个版本的书亲自对照,还修改了两三处《文艺研究》上不太准确的引文”【24】。

第七,确实如刘小磊所说,《南方周末》版纠正了王彬彬的几个引文错误,如王彬彬把一个顿号抄成逗号、把“中国新文化”抄成“中国文化”、把鲁迅所说的“新神思宗”抄成“新思神宗”、把“权威性任性的抵制”抄成“权威性的抵制”、把“段祺瑞”抄成“段其瑞”。但刘小磊把勒文森原著译文中的“绀绀蜜蜜的东西”径改成“甜甜蜜蜜的东西”,把“梁启超(1873—1929)”径改成“梁启超”,却没有任何版本学依据──由此可见这位“学术、文化批评平台”台长之武断与专横。

不过,王彬彬的原文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训练。

首先,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尤其是对长达万言的长文来说,层次分明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做到这一点的最直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分节标题。上面提到,王文一气呵成,分节标题都是《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的编辑为他添加的。

其次,学术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格式规范,一般包括论文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而王彬彬的原文除了正文之外,再就一无所有。实际上,王彬彬好像根本就不懂得如何规范地排列参考文献。比如,王彬彬在引用李泽厚时,不仅列出书名和页码,而且还列出所在篇章的标题(如“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但在引录其他人的文字时,则只列书名和页码,尽管它们也都有章节标题。很可能是看出这篇文章毫无规范可言,《文艺研究》的编辑将王彬彬的参考文献规范化了之后,统一排列在文章的末尾。

第三,学术论文与其他文章的最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言之有据,读者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按图索骥,查证核实。而对于考证文章来说,最低要求是要详细考察版本,并且明确告诉读者自己所使用的是哪个版本。可是,尽管王彬彬在文章的开篇就讨论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的不同版本,但他恰恰对该书的版本源流懵懵懂懂:他既不知道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了《反抗绝望》的两个不同版本,也不知道三联书店在2008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并且,王彬彬始终没有明确地交代自己在文章中引用的《反抗绝望》的文字到底来自哪个版本,所以,《文艺研究》的编辑才要替他加上那句“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而《南方周末》的编辑则给他增添了《反抗绝望》一书的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报刊编辑给他捉刀,当时刚刚被提拔为“南京大学安中讲座教授”的王彬彬根本就写不出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


正本清源:《反抗绝望》一书的版本源流
在证明汪晖《反抗绝望》一书存在抄袭剽窃问题的文章一开头,王彬彬就大谈该书的版本:“《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该书1990年由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1991年,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该书作为《回望鲁迅》丛书之一种,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该书不仅在200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版”,仅在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该书的两个版本。上图显示《反抗绝望》在中国大陆四个版本的版权页截图及封面照片,它们分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左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右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左下)、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增订版(右下)。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两个版本虽然书名一样,书号一样,纸型一样,内容相同,但字型和页码却完全不同:前者只有13.75印张,后者是21.125印张。相应地,前者的定价是20.50人民币,后者是27.50人民币。王彬彬看到和使用的版本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第四,学术论文是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报告,而不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取证。前面提到,王彬彬说他研究汪晖的抄袭问题始于2009年夏天,起因也纯属偶然;该文完成于同年10月23日。也就是说,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王彬彬除了躲在暗室搞闭门造车般的“研究”之外,他从来就没有主动向汪晖提出过询问、核实。恰恰相反,据汪晖后来透露,在得知《文艺研究》将要发表王文之后,他曾“托人找《文艺研究》主编要求看文章并同时作出回应,遭到了拒绝。”【31】这实际上说明,王彬彬的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这一条路,全都是以践踏学术规范而踩就的。

总之,尽管王彬彬后来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在搞“学术争议”,但不论是这篇文章本身,还是该文作者在文章之外的一系列活动,都表明王彬彬根本就不具备从事“学术争议”的资格和能力,他的初衷和目的也绝不是在搞学术研究。              



被编辑4次。最后被亦明编辑于03/03/2016 03:2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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