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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在1993年抄袭李贽的《续藏书》 (3871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December 07, 2010 04:38PM

  本来,按照方舟子的打假套路,一个人一旦在学术文章中出现了浅显的失误,那么他的所有“高深”也就都因此而一钱不值了。根据同样的逻辑,在证明了方舟子的古代汉语水平不足以正确理解史书之后,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研究他的“史学”了。但是,假如我们也学方舟子打假的样子来打方舟子的假,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了与方舟子等同的水平,我们的工作也就不配被称为“学术研究”。所以,我们还要再深入一步,探查一下方舟子的史学根底究竟如何。而我们的切入点仍旧是那个“刘基论相”的故事。我们的问题是:这个故事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一般来说,确定史书中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其基本方法有两种,第一就是查阅其他史书;第二就是根据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和其他史实来做间接推定。我们且看孟森的考证:

“《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62页)。

实际上,《明史纪事本末•胡蓝之狱》开篇就讲“刘基论相”的故事,说:“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杨宪为丞相,问刘基……”。(见中华书局1977年版179页)。《国榷》没有记载此事,但有如下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癸亥日,“上手书召御史中丞刘基入朝”;十二月丁卯日,“汪广洋、刘惟敬为中书省参政;杨宪为御史中丞”。当年明月很可能据此把“刘基论相”的时间定在洪武元年十一月。

在《〈明史〉提要》中,方舟子曾摇头晃脑地告诉别人说:《明史》、《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这三部书,向来为治明史者所必读。”那架势,颇像是在说,“这三部书,我已经读完了,你们要找我的茬,先把这三部书读过再说。”可是,从“刘基论相”这个例子中,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方舟子他自己或者是读《明史》而读不懂,或者是干脆就不读其他两部“必读”书。所谓“治明史者所必读”,不过是他唬人的牌匾而已。

问题是,方舟子这个“治明史者”,他如果不读“必读书”,他的“资料”是从哪里“搜集”来的呢?他又是怎么发挥自己“归纳整理的功夫”的呢?当然,对这个问题,现在地球人都知道答案: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问:方舟子的文字,到底是从哪里抄来的呢?

(1)、枕中秘籍:李贽的《续藏书》

在贴出《刘基》之后的第五天,方舟子又贴出了《侃明史〔十九〕——徐达之一》。其中,方舟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九华之役中,他与常遇春设埋伏,大败陈友谅于九华山,斩首万余级,俘虏了三千多,陈友谅只携带了妻子儿女狼狈逃走。对这三千多俘虏,常遇春主张统统杀掉,以绝后患。徐达不赞成,但这时他还管不了常遇春,只能遣人向朱元璋请示。朱元璋也认为‘天下战方始,毋多杀,多杀,是逆距之也’,命令传到的时候,常遇春已经连夜把俘虏活埋了九成。朱元璋得知,很不高兴,命令把幸存的三百人都放了。朱认为出现这种情形,是‘不壹将之故’,而常遇春剽疾果敢,只是个将才;徐达持重有谋,却可为帅,从此徐达便成了元帅,号令诸将〔此事记载,《明史》与李贽的《续藏书》略有出入,以先出且较详细的《续藏书》为据。我怀疑《明史》的许多列传都改自《续藏书》,也可能它们的材料来源相同〕。”(《侃明史——徐达之一》)。

此时,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到上文末尾括号之内的文字,特别是“续藏书”三个字。显然,这本书不在“治明史者所必读”的三部书之内。那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原来,它虽然号称是明朝万历年间李贽遗留下来的作品,但它却与李贽的另一部史书,《藏书》,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其真实身份早在明朝就有人怀疑。今人任冠文作《〈续藏书〉考辨》一文,其主要结论就是:

“《续藏书》与《藏书》在体例上,传记立目编排着眼点上以及论史态度上等方面都有差异。今本《续藏书》是后人编定的,其内容不完全是李贽所作。研究李贽思想对这本书要加以甄别,其内容有可信,基本可信及可疑三种情形。”(见《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56-63页)。

其实,就算《续藏书》真的是李贽所作,它在明、清两朝都是禁书,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明史》的依据。再退一万步说,就算《续藏书》不是禁书,清代学者也不太可能根据它来修订《明史》。为什么呢?看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

“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其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于《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祎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是不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对李贽偏见太深呢?那我们就看看黄仁宇是如何评价李贽的历史著作的: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蛰主要的工作是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214页)。

可以说,几百年来,“治明史者”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看重这本《续藏书》。但在“网络奇才”方舟子的眼中,它却成了《明史》的渊薮。这史学造诣,真个让人啧啧称“奇”。

实际上,《明史》源自万斯同的《明史稿》,而《明史稿》源自《明实录》,这对于“治明史者”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万斯同说:

“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方苞:《万季野墓表》,见中国书店1991年版《方望溪全集》163-164页)。

而方舟子对所有的这一切都好似茫然无知,就像他在当时连“主流科学界”对内含子的“主流观点”都不知道一样。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就说,“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据此看来,方舟子的史学水平,尚且处于蒙昧阶段。

当然,在写完《徐达》之后13天,方舟子又作《〈明史〉提要》,大谈《明史》的编写过程。为什么方舟子在刚刚显示了自己对《明史》的无知之后,马上又变得有知了呢?很可能,他的无知被人点破,于是他就饿补相关知识,并且现买现卖,写成《〈明史〉提要》。而在写作《徐达》之时,他甚至连这批货的存在与否都不知道,更不要提进货了。

问题是,除了《续藏书》之外,方舟子还读其他的书吗?让我们再看看方舟子所说的“《明史》与李贽的《续藏书》略有出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明史•徐达列传》说:

“……还镇池州,与遇春设伏,败陈友谅军于九华山下,斩首万人,生擒三千人。遇春曰:‘此劲旅也,不杀为后患。’达不可,乃以状闻。而遇春先以夜坑其人过半,太祖不怿,悉纵遣余众。于是始命达尽护诸将。”(见《明史》3724页)。

而《续藏书》则说:

“……斩首万余级,生获三千人。遇春曰:‘此劲敌也,不杀为后害。’达不可,以状闻。帝报使者:‘天下战方始,毋多杀,多杀,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则以夜坑其十之九。上不怿,命悉纵其三百人归友谅,而曰:‘此吾不壹将之故也。’达自是专为大将矣。”(见《李贽文集》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44页)。

所以,这个所谓的“出入”,就是常遇春到底是“坑其人过半”还是“坑其十之九”。其实,此事端的如何,前人早已给出了答案,根本就用不着方舟子费心猜测。看看近人黄云眉的这段话:

“按据太祖实录卷八谓‘上谕使者曰:亟还谕诸将,今战争方始,不可纵杀以绝人望。三千精锐宜释之,使为后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杀之,止存三百人,上闻之不怿,命悉放还’云云。杀三千人而止存三百人,则已杀十分之九矣,不得仅云过半。”(黄云眉:《明史考证》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1090页)。

事实是,不仅《明太祖实录》所记如此,《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国榷》(卷一)所记莫不如此。也就是说,《续藏书》的记载乃是来自《明实录》。可笑方舟子放着“必读书”不读,却捧着“不必读之书”当经典,并且据此做出惊世骇俗的“大胆假设”,结果既暴露出自己的浅薄无知,又留下了一个千古笑柄。真是何苦!

当然,方舟子的“大胆假设”并非毫无用处。实际上,它还为我们的“方学研究”助了一臂之力,使我们知道了“刘基论相”方氏版本的来源。原来,最初把刘基辞相、论相两个故事混在一起的,就是《续藏书》。看看这段话:

“时左丞相李善长贵盛,公独事与抗,议不相下。善长不能平。适善长以事见谴,宪使凌说因弹之。公言李旧勋,且能揖和诸将。上曰,‘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邪?汝功勋足任此。’公顿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臣驽钝,岂堪此!’上乃欲相中书左丞杨宪,复问公。……”(见《李贽文集》第四卷16页)。

本来,方舟子如果在此处依照《明史》来叙述,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使出错,也情有可原;即使有错,也是小错。可他却非要把《续藏书》拉过来当根据,结果酿成了更大的失误。而且,我们至今不知道方舟子所说的“洪武四年”到底是怎么来的。

方舟子的《大明小史》共有五十余篇,在篇尾列有参考文献的只有两篇,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沐英》(另外一篇是《解缙》)。它们都是毫无例外地据《续藏书》以“纠正”《明史》。看看方舟子在《沐英》中是如何纠正必读书的:

“洪武二十一年④,百夷巨酋思伦发反叛,倾巢而出,号称三十万,战象百余头。沐英选精骑三万,昼夜兼程,十五日后与敌人相遇。”

方舟子的尾注是:“④据《续藏书》《纪事本末》。《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那么,《续藏书》是怎么说的呢?据《续藏书•沐英传》:

“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伦发,聚其众三十万,来寇定远[边]。英选卒三万拒之,冯诚领前军,宁正、汤昭为左右。”(《李贽文集》第四卷63页)。

查《明史本末纪事》:

“洪武中,麓川思伦发内附,授麓川宣慰。”(《明史本末纪事•麓川之役》,中华书局1977年版453页)。

“十八年冬十二月,思伦发,率众寇景东,冯诚击之,失利,千户王升死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伦发入寇,结砦于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挥宁正击破之,斩首一千五百级。三月,思伦发悉其众号三十万,战象百余,复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势甚猖獗。沐英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贼营,隔垒而阵。……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思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叛逆之谋,皆其下刁厮郎等为之。以象马白金入贡,愿输贡赋。”(《明史本末纪事•太祖平滇》,中华书局1977年版173-175页)。

查《明史•云南土司二》:

“十五年,大兵下云南,进以大理,下金齿。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土蛮思伦发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伦发为宣慰使。”

“十八年,伦发反,率众寇景东。都督冯诚率兵击之,值天大雾,猝遇寇,失利,千户王升战死。”

“二十年,敕谕西平侯沐英等曰:‘近御史李原名归自平缅,知蛮情诡谲,必为边患。……’明年,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像百余,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贼列象阵搏战。……。”

“二十二年,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往者逆谋,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死,愿输贡赋。’”(《明史》,中华书局版8111-8112页)。

也就是说,用《明史》核对《明史纪事本末》,我们发现二者记述完全相符。但是,当用这两本“必读书”来核对“非必读书”《续藏书》时,我们却发现在后者的40个字之中,至少存在三处重大失误:第一,思伦发早在洪武十八年就反叛了,而李贽却在他二十一年入寇时,仍称其为“麓川宣慰”。第二,李贽所叙的思伦发“来寇”,乃是二十一年的第二次“来寇”,但按照李贽的叙述,这次入寇却好像是第一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第三,思伦发的此次入寇的目标乃是“定边”,沐英驰援的目的地因此也应该是定边,所以《明史纪事本末》说沐英军“昼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贼营”、《明史》说是“亟趋至”。而李贽却说这是沐英“拒之”,好象沐英的驻地就在定边似的。

而方舟子呢?他在那短短的49个字中,不仅完完整整地蹈袭了李贽后两个失误,而且把李贽的第一个失误发挥得更加离谱:他把思伦发的“入寇”直接说成是“反叛”了。

【注:据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642页)所叙思伦发归顺明朝历史,与《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略有出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继承元制,命思瓦发为平缅宣慰使。同年冬,思瓦发反明。不久,发生内讧,达鲁方杀思瓦发,另立满散(思可发子)子思伦发。洪武十七年(1384),思伦发向明朝交出故元宣慰使印,表示归顺。明朝为笼络思伦发,将平缅宣慰使司先后升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和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任命他为宣慰使,兼管麓川之地。”】

那么,方舟子说“《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明史•沐英传》说:

“二十年平浪穹蛮,……。明年,百夷思伦发叛,诱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宁正击破之。二十二年,思伦发复寇定边,众号三十万。英选骑三万驰救,置火炮劲弩为三行。”(中华书局版3758页)。

《明史•沐英传》之所以把“思伦发复寇定边”定在洪武二十二年,很可能是该传作者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原来,《太祖实录》卷一八八只记载了思伦发在洪武二十一年一月的“初寇”,却没有记载当年三月的“复寇”。可是,在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条,当记载太祖因为思伦发再次纳降、于是派人抚慰百夷之事时,却提到思伦发的第二次入寇。其结果,使这件事“好像”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见卷一九八)。

总之,《明史•沐英传》的作者因读书不细而出错,不过是搞错了一个数字;而方舟子则因为把必读书抛在一边不读而出错,结果是错误接二连三。更可笑的是,他仅仅因为《明史•沐英传》的一条记载而宣称“《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这才叫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实际上,在王景撰写的《沐公神道碑》中,也提到思伦发再次入寇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见《皇明文衡》卷七三)。方舟子为沐英作传,放着沐英的神道碑文不读;讲述沐英镇守云南之事,放着《明史•云南土司》不读,而只是根据《续藏书》来搞古今汉语互译,真是既可笑,又可怜。

此时,我们也大致能够猜出方舟子为什么要在《沐英》这篇短文之后,破例列出参考文献了。方舟子在给沐英作传之时,很可能瞄了一眼《明史•沐英传》,在发现了一处与《续藏书》的差异、并且根据《纪事本末》确信《明史》有误之后,大喜若狂,于是逐条列出自己看过的史书,以显示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此时,他自然是把自己在十天前作出的天才猜测,“我怀疑《明史》的许多列传都改自《续藏书》”,忘得一干二净。否则的话,他还应该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明史》怎么抄书都抄错了?

至于方舟子在《解缙》一文中,根据《续藏书》记载的一项传说而排斥正史,更是浅薄得让人发噱。不再浪费笔墨。

问题是,读“必读书”也是读,读“非必读书”也是读,他方舟子为什么放着必读书不读,却对非必读书《续藏书》这么情有独钟呢?第一个原因虽然听上去匪夷所思,但对方舟子来说却最合乎逻辑:恰恰因为这本书不是“治明史者”的必读书,所以方舟子才可以从中“搜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资料”,以此作为炫耀自己“才学”的资本。方舟子奉《续藏书》为圭臬的第二个原因是,相对于133册的《明实录》、10册的《明史》、6册的《国榷》、以及4册的《明史纪事本末》,单卷本、四十万字的《续藏书》显然要简短易读得多。(MSU图书馆藏有此书的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两卷本,但被装钉成一册。)毫无疑问,方舟子把《续藏书》当成了《明史》的袖珍本,并且是《明史》的底本。第三,相对于其他明史的作者,李贽这个思想家的名气要大得多。引用李贽的书,会让方舟子攀龙附凤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

当然,根据“必读书”之外的书来“胡侃明史”,还会使方舟子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作什么“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工作。方舟子永远也弄不明白的是,这样的“搜集资料”,这样的“归纳整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功夫”,它所需要的,只是一颗无知无畏的脑袋。


(见《文史畸才方舟子之三》第十一章,《货真价实的“乱侃明史”》)  



被编辑1次。最后被亦明编辑于01/13/2011 06:32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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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在1993年抄袭李贽的《续藏书》 (3871 查看) 亦明 12/07/2010 04:3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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